一、原始艺术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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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乐舞

在原始人类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节奏对于统一人们的步调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先民们虽然已经初步具有了音阶观念，对音色变化也有一定的追求，但受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所限，那时的旋律是较为简单的。因此原始乐舞中节奏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更甚于旋律因素的功能。原始乐舞的面貌已无法全然窥见，后世对于这方面情况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古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原始乐舞的记载。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朱襄氏之乐。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远古部落朱襄氏治理天下之时，“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人们借助乐器来求雨，与干旱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赋予音乐巫术般的功能。

陶唐氏之乐。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原始部落陶唐氏当政之初发生了水患，河道淤塞不通。由于湿气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使得“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所以人们“作为舞以宣导之”，发明了舞蹈来驱散湿气，舒展关节，与灾害和病痛作斗争。在这里，音乐的功能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弹歌》。《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载：“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歌词简短而古朴，反映的是原始人类用竹子和泥丸制造弹弓，用来获取鸟兽的狩猎过程，流露出人们对制造灵巧工具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了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渴望。

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的葛天氏部落的乐舞可能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一部多段体乐舞，由三人手持牛尾作为舞具，边舞边唱。其歌词内容已无从稽考，但从八阕乐曲的题目（载民、玄鸟、逐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来推测，当时的农业、畜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这部乐舞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也具有巫术功能，成为原始宗教祭祀的手段。

伊耆氏之乐。载于《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蜡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之时人们已进入农业定居阶段，并且在岁末进行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希望通过乐舞活动，来指挥和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艺术实践经验的积累，乐舞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代表原始社会最高水平的作品《箫韶》。《箫韶》传说为帝舜时的乐舞，因主奏乐器为编管乐器箫而得名，同时又因包含九个段落、九次歌唱、九次变化而被称为《九韶》《九歌》《九辨》。而《尚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记载又反映出其祭祀对象与神鸟凤凰有关。这部作品在表演时，有镛、磬、琴、瑟、笙、箫、鼗鼓、柷、敔等乐器的演奏，有人歌唱，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起舞，场面宏大，感人至深。难怪春秋时期的吴公子季札在观《韶》后“叹为观止”（事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而孔子也给予“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并被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发出“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慨。

同时，一些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也是了解原始乐舞的重要途径。例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就展示了5000余年前原始人类造型优美的群舞场面。盆内壁所绘三组舞者，每组五人，牵手列队而舞。舞人头上皆饰有发辫，身边拖一小尾巴，正是人们扮成氏族图腾或狩猎对象而舞的情景，恰与文献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皋陶谟》）的记载相吻合。而众舞人整齐划一的动作，则说明乐舞有着统一的节奏和韵律。另外，新疆康家石门子、云南沧源等地发现的岩画也为后人提供了部分原始乐舞图像。

原始乐器

乐器的出现对于音乐的发展，一如劳动工具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一样，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据考古发现，原始社会已有了多种乐器，其中有些可能是由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在一次次偶然应用于乐舞活动之后被派以专门用场的。在现代人看来，这些原始乐器不仅种类少而且粗糙、简陋，多以土、石、骨等材料制成，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制作工艺和原材料的选择受到很大局限，先民们能够制造乐器已是一种创举，而且也只有这些不易腐朽的材料才有可能历经几千年而保存完好。竹制乐器和弹弦乐器仅见于文献记载，目前，尚无实物可考。迄今所见原始乐器主要有：

骨哨、骨笛。骨哨和骨笛是后世笛、箫一类乐器的远祖。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一批由禽鸟肢骨加工成的骨哨，长4~12厘米，多为2~3孔，部分能够吹奏出简单旋律，似鸟鸣声。据有关专家推测，这些骨哨应是当时的助猎工具，其时代距今约7000年。1986~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18支骨笛，这些骨笛以猛禽的肢骨制成，多为7孔，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在出土时尚可吹奏一定旋律。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乐器，它的发现表明先民们至少在8000年之前就已学会制造乐器。

埙。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吹奏乐器，用陶土烧制，有卵形、椭圆形、球形、鱼形、橄榄形等不同形制。从考古发现看来，埙的发展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可见其应用较为广泛。早期的埙（如距今6000余年的河姆渡陶埙）只有一个吹孔。在艺术实践过程中，埙的音孔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对部分陶埙的测音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已可吹奏一到三个音，分别构成小三度、大二度、纯四度、纯五度、小七度等音程关系，这对研究中国古代音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角。《通礼义纂》云：“长鸣，角也，按蚩尤师魍魉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角在远古时期可能充当战争或狩猎时的信号工具。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陶角，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相差不远，可互相印证。

摇响器。摇响器虽未见于先秦文献，却是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类原始乐器。大体分为空心响球、陶铃、龟铃三类。空心响球多为球状，腹内中空，装有陶丸、石子或沙粒，甘肃临洮寺洼山墓葬、陕西临潼姜寨墓葬、湖北京山朱家嘴遗址等都有此类器物出土。陶铃是以铃体与悬舌相互撞击发声，有半球形、豆形、圆柱形、橄榄形、陀螺形、哗啷棒形等形制。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江苏邳县刘林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都出土有此类器物。龟铃一般用小石子装在龟甲壳内摇动发声，最早发现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稍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有发现。

铜铃。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墓葬，以红铜铸造，合瓦形铃体，这件铜铃不仅是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铜器之一。

钟。原始社会的钟迄今仅见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陶钟一例，其截面为扁形，形制与商代的铙、钲等较为相似，为研究中国特有的合瓦形铜钟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磬。磬为石制乐器，又名“石磬”或“石”“鸣球”。迄今所见时代较早的磬均出土自黄河中上游地区，山西五台阳白、襄汾陶寺、襄汾大崮堆山，河南禹县阎砦，青海乐都柳湾等处都有所发现。早期的石磬为特磬，制作较粗糙，形状不规则。夏商以后，磬的制作才逐渐趋于规范化，并有了几件一组的编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