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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大功的苦心经营下，苏家屯和整个社会的形势一样，都在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前进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相应的社会矛盾也在无情地暴露着。
在农村，各个级别的专业队伍层出不穷，例如机械队，木工队，林业队，电工队，商业队等，这些组织的人员产生都有像康大功这样的人一人说了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上的某种特权阶层。这样，从事最基层田间劳动的人员在日益地减少，并且体力劳动的强度在日益地增加，久而久之，定会影响这些人的劳动积极性，引起这些人的反抗心理。
康大功在苏家屯制定了没有文字的，清晰的“村规民约”，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
当时苏家屯一天田间劳作是三出工，分早上、上午、下午，这叫“全天”。一全天男劳力的工分分三个档次，分别是12分、10分和8分，12分的人不多，大概都是像薛老喜和康二功之类的人；10分的人多一些，像我的父亲和钟叔；8分的人就少了，就是像孙老头之类。
一全天女劳力也是工分分三个档次，分别是10分、8分和6分。
我们小孩子若是假期里去地参加劳动，一般是早上不出工的，干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天，康大功让薛老喜给我们记4个工分。
记工分的权利完全在薛老喜的手中，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就那样每三天的一个晚上在苏家祠堂里记一次，每一家的工折上记一下，又在薛老喜的大账本上记一下。
到了年终，薛老喜把全年每一家的工分做个合计，没有见过任何公开公布的情况，然后由康大功按每10个公分一个“工”，一个“工”1毛5分钱分红。我的印象中，我家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劳力，一年春节的时候分八九十块钱都把全家乐的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有很多姊妹多和妯娌多的家庭，往往因为这几十块钱吵架生气。
后来我年龄大了一点，心里觉得这样的“村规民约”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每每到了年关去苏家祠堂分红前，父亲总是嘱咐让我把家里的工折拿出来，从头到尾把一年挣的工分合计一下，然后和我一起到苏家祠堂去分红。
到了苏家祠堂分红的时候，父亲会情不自禁的问一下薛老喜：“我家今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
薛老喜总是告诉我父亲一个与我算的不差上下的数目，当时父亲总是张一张嘴，我知道他是想问薛老喜的一家今年总共挣了多少工分的，但看见他那不耐烦的目光，父亲总是伸伸脖子把话又咽了回去。
有一年，父亲先问了我家一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终于开了口问薛老喜：“你家今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
薛老喜不耐烦的回答：“自家管自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知道康队长家总共挣了多少个公分”？
我知道父亲是很想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家一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的，但最终还是不得而知。
父亲的这种心理，一方面自然的传给了我和苏老二，我们两个不止一次的谈论过这样的日子是无法无天的；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社会上这两种人思想上的分歧。
那时，除了一天三出工挣工分养家糊口以外，康大功还规定辅助的挣工分项目，例如积草粪记公分，就像苏老二上山锄白草压草粪记工分；每天早上整个苏家屯的人把自己全家一个晚上的尿液提到村北的一个水泥做成的地窖里，有薛老喜过秤按重量记工分；往南坡担毛粪记工分····。
现在想起来地里这一切最基本的活计只有我和苏老二的家庭去做了，从来没有见过二骡子和康素贞上山锄过白草，也从来没有见过二骡子和康素贞早上起来掂着尿罐儿走上一二里地去村北那个水泥地窖里登记过一个晚上尿了多少尿液的事情。
难道每天晚上他们都没有尿？
难道他们都不欠工分吗？
我和苏老二冬天锄白草，夏秋天到山上沟下割青草，回来后用铡刀铡成碎末儿，然后用土把它们封起来，在起热发酵后翻腾几次就成了草粪，最后在每年该交草粪的时候，父亲再把他翻腾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体，等待薛老喜们去丈量记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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