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序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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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序

中国语言学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被西方某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立语”的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汉语的词以单个的字为基础，孤立不变，与印欧语系以及其他一些语系的有屈折变化的拼音文字迥异其趣。在两千年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遇到过外来的拼音文字，比如随佛教而来的梵文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从佛教接受的主要是义理，在语言方面，我们只在语音和词汇上受到了一些梵文的影响，对整体汉语的研究，这种影响并不大。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出版，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标志着汉语研究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他明确声明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还是先抄他的话。他在“后序”中说：

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观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马建忠在这里详细对比了华文与西文之难易、之结构、之优劣、之利弊、之异同、之效用，颇有一些深刻的话，虽然他还没有真正对二者之差异搔其痒处，这是时代的限制使然，不能怪马建忠。马建忠这一番话真正的用意在于指出，华文非按照西文的楷模加以整理不可，整理之道就是写一部华文语法，他称之为《文通》。接着他在下面说：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以学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国之书籍其理道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

马建忠写《文通》的做法和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一方面，他想改变传统私塾中教师多强调背诵而忽视讲解的做法；另一方面，其中还隐藏着一点“语法救国”的意味。他说，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其实华文何尝没有一定之规矩？特规矩迥乎不同而已。不管他的《文通》能不能像西文语法那样让人真“通”——我看是“通”不了的；但是他毕竟开始了中国语言学现代化之新风。我们现在都认为，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马建忠又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说：“《马氏文通》标志着中国文法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话是完全准确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无论是哲学史、宗教史，还是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语言学史何独不然。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比较剧烈的撞击有时候是难以避免的。佛教进入中国就是如此。当然也有比较缓和的评论。但是撞击或者矛盾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的。即以语言学而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第一次撞击中，也就是佛教传入的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虽有过极大剧烈撞击，佛教最后终究还是被接受下来，融入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中。这第一次撞击对语言学的影响不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

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次巨大的撞击，我认为，应该说是自明末清初开始的欧风东渐。这一次撞击，对中国学术史、中国宗教哲学史以及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其影响之大绝不下于第一次。但是，对语言学来讲，在最初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真正的影响自《马氏文通》始。这一点在马建忠的“后序”中说得清清楚楚，竟无置疑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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