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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爸爸的遗物中比例最大的是那些笔记,大约有四十本之多吧?其中一本的某页记下了某天爸爸要办的事,“找老顾”、“寄信”、“买树苗”……其中有一项:“小东的画书”。那天爸爸也许出差在外,他想到要给我买一本画书;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成了这本描绘死亡的画书的主角。
──题记
有一件事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就是爸爸的自杀。我是偶然听说此事的,在他们饭后茶余的谈论中。当时他们已不再避讳我,那件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解密。至少我听上去是这样的感觉。他们语调平和,自在镇定,在这之前刚刚议论了一番天气和不断上涨的物价。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突然,好像挨了一棍。我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没有人在看我。他们自顾自地说着,接着话题又转换了。我倍感轻松,脸上竟然露出极其平静的微笑。我笑得极其自然,一点也没有掩饰的意思。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困难的。毕竟,爸爸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曾经自杀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算他自杀未遂──像他们津津乐道的那样,又有什么意义?反正他是死了,而且时间也已医治了我们的伤痛。
他们,是爸爸的一些老朋友,在很多事情上比我对爸爸更了解。他们深谙内情。他们大概认为那件事妈妈已经对我说起过无数次了,理由是我已经长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人了。但是,他们想错了。妈妈并没有告诉我爸爸曾经试图自杀。在此刻的这张饭桌上面,她的表现没有让我感到尴尬和局促。妈妈甚至都没有朝我看上一眼。就像她的确对我说起过什么一样,或者由于年龄的缘故妈妈忘记她是否对我说过了。事后,我也没有再问她。某个时间一过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就这样分享着他们的秘密,在碗边吐了一小堆鱼骨头。我很想让他们的话题回到爸爸自杀这件事情上来,使我更多地了解一些细节。在喝汤的时候和撤碗以后他们分别又讲到一些。我不断地点头,报以感激的笑容。我给叔叔伯伯们点上烟、斟满茶,用行动鼓励着他们,但没有主动问起一个字。应该说,我的收获还是颇多的。后来我就盼望这些叔叔伯伯们经常光临我家了。
果然,他们又来过几次,看望妈妈和我。有时候他们谈到爸爸,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谈。毕竟,爸爸已经辞世十年,他们来不过是为给我们孤儿寡母增添一些欢乐的气氛,而不是来哀悼死者的。毕竟,哀悼的时间已过,而生活仍在不断继续。在他们不多的几次探望中有时候即便谈到爸爸也不一定会谈他的自杀。当然也不是故意不谈,这件事早已不是那么严重了。
每年一次,或是过年,或是爸爸的祭日,他们相聚在我家。妈妈做饭,他们则在客厅里大聊特聊。的确是快乐的。他们的友谊那么长久,几乎经过了半个世纪,其间有那么多的生死考验,如今还能团聚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呀!而且他们的官职彼此相当,有相同的工作经验和话题,家里都有了第三代,都倒了离休和快离的年龄。要是放在从前由于工作繁忙,恐怕还抽不出时间来呢。并不因为少了爸爸一个而若有所失,相反,对死去的老友家属的关心使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在他们中间有李伯伯和姜叔叔。文革期间姜叔叔坐过大牢,险些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了。李伯伯也曾吞过铁钉企图自杀。如今他们都逃过了那凶险一劫。劫后余生的快乐持续至今,使他们几乎要手舞足蹈了。仍然有死亡的话题,有自杀,但那不是关于爸爸的。后来他们谈起各自的身体、锻炼方法以及补药饮食,离爸爸就更远了。
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几乎都曾想到过死。有的仅仅是这么想过,有的付诸了实施(像爸爸和李伯伯)。爸爸的自杀如果被证实确有其事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时值今日更没有什么羞耻可言。在座的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章程中明文规定不许自杀。也许这一戒律曾长久地压迫着他们,在危难之中挽救了部分人的生命。当他们日薄西山死亡将至时戒律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这伙当年的地下党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带着新装的心脏起搏器和人造肛门,至少从肉体上看已成为异己的东西了。
一切都是精心准备的,一天,爸爸走上了赴死的道路。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那个年月里永恒不变的中山装,风纪扣已经扣死,有如套好了绞索。在他的绿书包里放着工作证和一张因公出差的证明(为住店需要),证明上加盖了有关组织的大红公章。再就是一瓶装得满满的白色药片──他杀死自己的武器。红、白、绿三种鲜艳的颜色构成了爸爸死亡的图案。
我看见他登上了那辆开往六合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爸爸一路摇晃,来到那陌生县城的街头。他满面苦愁,站着问路,被指引到一家旅社的前厅里登记住宿。服务员提着一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前去开门,爸爸跟随其后,穿过阴暗的走廊走向他此次旅途的终点。他反扣了房门,和衣躺下,也许在此之前还晃了晃桌子上的热水瓶,看看有无开水。然后他倒了水,耐心地等待开水冷却。他将和着药片饮下这杯水。在等待的间歇里爸爸点燃了他的最后一支烟。也许是整整一盒,或者两盒,直到烟蒂像袖珍的碑石般插满了烟缸。到此为止爸爸的行为和一个通常的住店者并无两样。
〔爸爸的自杀是无踪迹可寻的,抽象地存在于我所感知的时间中。此事的神秘在我看来并不在于计划的周密,仅在于处理的果断和干净。此事定然存在过,但它在未来被消除了,就像一种气味被阵风吹得无影无踪,最后风也止息。有时候想象也不能到达那一点。想象不能到达的地方通过别人的转述也不能到达,情形也许更糟。在叔叔伯伯们的饭后茶余,我所能接受的其实只是爸爸自杀的事实,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些细节(虽然对此我有着无比的癖好)。既然大家已经打破沉默,爸爸的自杀之举多少就是可笑的了。他们不能复原那件事,他们能做的只是将它消灭干净。现在,由于年迈糊涂,他们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而做起了完全不能胜任的事。我为爸爸的老朋友们感到悲哀。然而,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也经不住这样的诱惑,通过想象把爸爸赴死的那幕写下来。我不是没有这样做过。也许我做过还不止一遍。也许我三番五次地这样做过(比如本段落就写了七遍以上)。但我还是无法将叙述进行下去。〕
多年以后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在水网密布的洪泽湖地区,爸爸肩上搭着毛巾走向河堤。他是那样地健壮,每走一步小腿上的肌肉都在膨胀。他的小腿非常结实,和我鹭鸶般的细腿完全不同。即便成年以后我的强壮也没有达到爸爸那样的程度。他的身板就像一个农民。他赤着膊,穿着宽大的裤衩去堤上游泳。我跟在后面,也搭了一条毛巾,为爸爸的健壮而感到惊讶。在泛黄的水渠和河沟里爸爸畅游不已,以木桥为起点涵洞为终点他一连游了三个来回。他的泳姿是矫健的,和当地农民的狗刨不可同日而语。时而仰天朝上,任其漂流。爸爸的仰泳绝对自在,发白的躯体在水波中起伏不定。有时,他干脆脱了裤子裸泳,反正四周无人,河堤上有一丛丛的条柳同时可作为屏障。爸爸让我站在路边放哨,看看有无农民前来。我看着他的衣服、香烟和火柴,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很认真地履行职责。青青的枝条间爸爸像一只木筒随波逐浪,小腹处的体毛显得又密又黑。然后爸爸换我下水,他则坐在岸上吸烟。他让我松开扒着水泥桥墩的双手,告诉我水里并不可怕,何况还有他在一旁保护呢。我还是不敢,甚至于连狗刨也没有一试。爸爸不得不再次下到水中,托着我的肚子,一手按下我的脑袋。我呛惨了,像一个真正的溺水者那样拼命地挣扎。回家后爸爸就让我在洗脸盆里练习憋气。我把头埋在水中,直到后来可以坚持一分钟了。爸爸说:“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我一到河里还是害怕。我的最佳记录是游过一条宽二十米的河沟,即便如此还得爸爸在另一头接应。
爸爸死后再也没有人在游泳方面对我提出过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是奇怪,我的少年在水网地区度过竟然不会游泳。再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对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就推说我命里畏水。与此同时我对会水者的钦佩与日俱增,对他们的健壮和勇气给予了过分的肯定。因为爸爸当年是健壮和勇敢的。他年轻的小腿肚饱满而光滑,连水珠都不能在上面停留。
爸爸怀着极大的热忱迎接从狱中归来的姜叔叔。在我们的三间草房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话,破例允许哥哥和我在一旁旁听,并不赶我们去睡觉。姜叔叔从未自杀过,他更有资格成为我生活的老师──至少爸爸是这样想的。他(姜叔叔)是那个时代里英雄般的人物,我秘密的榜样、勇气教师,他的行为和电影里的革命烈士简直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姜叔叔是活生生的。
他向我们展示了细长白皙的手腕,每逢阴雨天气那里就酸疼难忍,那是常年手铐折磨的结果。为使他交代罪行,提审他的人常常在上面猛踩。当然,姜叔叔没有屈服。他没有出卖别人,其中也包括爸爸。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给姜叔叔送去了最后的晚餐,虽然有鱼有肉,不比平时,但姜叔叔还是难以下咽。最后他还是说服了自己,吃了个底朝天,大碗里的白酒也喝得点滴不剩。他们蒙上他的眼睛,把姜叔叔押上一辆等待已久的吉普车。有人在他的耳边悄声说道:“你仍有最后的机会。”
汽车在市内运行,姜叔叔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有一张事先准备的纸条就攥在手上,由于出汗太多,他担心钢笔写成的字会因此模糊。那张纸条上写明了自己的冤屈,希望偶尔捡到的路人去有关部门为他伸冤。在一个人声嘈杂的地方姜叔叔将纸条偷偷扔出窗外。这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了,虽然知道此举是毫无希望的。他想它多半被千万只脚践踏在泥泞里了。然而正是靠了它的激励姜叔叔才决心一死的。我们仿佛看见一个人向着他生命的尽头急速狂奔,只有这张轻飘的纸条逆向飘向人群。它那样轻盈,不可能把他带回来。然而吉普车掉转了方向,它载着视死如归的姜叔叔在郊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过是一次假枪毙,一次毫无幽默感的捉弄,真叫人肝胆俱裂呀!没有赴死经验的人无法加以理解。姜叔叔告诉爸爸:他最脆弱的时候正是回程,如果他们再玩这样的把戏他肯定就垮了。
为打发无聊的时光姜叔叔在狱中玩起了香烟壳。当时他还被允许抽烟,所抽的牌子和狱外的爸爸一样:南京牌。烟壳由红黄两色叠印而成,衬纸是灰白色的。姜叔叔将灰色的衬纸裁成窄窄的细条,在红黄二色的烟壳上来回穿梭。他开始编织,像一名巧手的织女一样,利用这从未有过的材料,织出了心脏的图案和一些奇特的文字。这样的工艺品出狱时竟积累了一百多张。这次他给爸爸也带来了一些,作为特殊的礼物,以志纪念。
爸爸让我好好保存这些经过编织的香烟壳,我将它们分别夹在一本辞海的书页里。烟壳上的字样有“忠于人民”、“忠于党”、“相信群众”几种。当时我还年幼,并不能完全理解那言简意赅的措辞,但对编织工艺本身的独特和巧妙已很能欣赏。这几张烟壳后来成了我特别的珍藏,不时会拿出来向要好的同学夸耀,当然还有姜叔叔传奇般的狱中生活,也是值得我经常吹嘘的。
另有一些未经编织的烟壳,在白色的背面姜叔叔用钢笔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这是他为自己而办的一张小报,定期出刊。钢笔字有横写的,有竖写的,有文章也有歌谣,烟壳上还画了细致的花边,把不同的内容区别开来。我对不同花边的兴趣显然要大于对文字的。那些文字有时是摘抄的一段语录,有时是狱中生活的日记,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和锻炼,姜叔叔自称是一笔流水账。
相对而言,歌谣则有更强的文学意味,朗朗上口,简单易懂。在一首歌谣中姜叔叔描写了他的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老家,在家乡的一条小河里畅游,和他在一起游泳的是他的儿子。可一觉醒来仍在狱中,姜叔叔因此而热泪盈眶了。
因此我知道了姜叔叔像爸爸一样也会游泳,也喜欢泥浆泛起的河沟。他也有一个儿子,但他游得一定比我要好。后来和爸爸一起游泳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姜叔叔,他梦中的那条小河,那些条柳、涵洞和细微的浊浪和这里也是一样的吧?
当时爸爸已去县文化馆工作,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利,为深入生活他进入湖区,和渔民们交朋友。他整月整月地待在湖上,追随撒网的船队。爸爸乐在其中,每次短暂的归来都眉飞色舞,向我们讲述湖上的见闻和生活,有现在的,也有从前的故事。爸爸对湖区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了如指掌。他讲渔民们的种草实验、古老的狩猎方式。一干人站在齐腰深的浅水里,将船慢慢地推出滩头。那船上架着巨大的喷沙枪。前方是野鸭群,它们在觅食,毫无警觉。这时几条船上的枪同时响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扫射过去。一群野鸭被射杀,几乎无一漏网。令人担忧的是如今的野鸭群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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